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不想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作为杭州最高长官，苏轼赈灾民、稳物价，还向朝廷请求减免供米，终于帮助百姓渡过难关。为增强城市的抗旱能力，他决定整治淤塞的西湖。于是，苏轼在元佑五年（1090年）四月给朝廷上呈了一份《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恳求朝廷赐给杭州一百道度牒来开浚西湖，朝廷批准了苏轼的申请，这一百道度牒真的帮助苏东坡完成了开浚西湖这项大工程。那这度牒到底是何物，又为何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呢？

度牒其实就是古代官府发给僧尼用来证明身份的文件，写明持有人的法名、俗名、身份、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所诵经典、师名等，起源于南北朝。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崇佛，手握度牒的出家人享有免税的特权，百姓为了逃避官府的赋税徭役纷纷遁入空门，俗称“出家”。唐朝时为了防范民众通过私自出家逃避赋税和兵役，防止罪犯入寺为僧，聚众造反，扰乱社会治安，将颁发度牒的权力收归国家，通过控制度碟的发放数量来限制寺院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库匮乏，唐肃宗开启了出售度牒补充财政的制度。于是度牒开始从身份证明向寺庙创建许可的方向转化，变得值钱起来！

宋代崇道，对度牒的管理更加严格，这就使得度牒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自然也意识到了度牒的价值和经济属性，尝试用空名度牒回笼超发的纸币，后来在官府采购中为了省钱，也会采用度牒进行估值支付。甚至榷货务在兑付商人的钞引时亦会搭配度牒来提升交易的价值。像苏东坡疏浚西湖就是度牒在地方救灾和公共事务上的应用案例。苏轼曾言“度牒三百道，值钱五万余”，他为开浚西湖所乞求的百道度牒有学者推测最起码可换钱一万五千贯左右。因为有文献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出售度牒时每道价格就达一百三十贯钱，还供不应求。由于朝廷将度牒作为货币属性价值物进行管控，使得两宋时期度牒一直保有较高的信用和价值。甚至因其官方估价不断增长，能保值，宋人竞相购买度牒，“商贾富民，为之奔走”。根据程民生先生著《宋代物价研究》的数据，南宋建立初期（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为了扩充国库，宋代的空白度牒直接由朝廷定价一百二十贯发行，当时的度牒为黄纸所制，易于伪造。绍兴六年（公元1136）朝廷下令由文思院专门在绫面上织出“文思院制敕绫”六个字样的花绫，用来专造度牒，因此购买时另需纸工费十贯。然而随着宋金战争的原因，发行价不断变化。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为了筹措军费，度牒提价到五百贯，宋宁宗开禧北伐时曾暴涨至一千二百贯，后绍熙三年（公元1192）回落稳定在八百贯。度牒在民间成为了一种有价证券，炒作度牒成为人们热衷的一种投资理财行为，甚至有现代专家认为宋朝能在外敌环侍的形势下坚持数百年，与度牒带来的经济支持是离不开的。

宋代度牒和现代有价证券以及国债虽然在发行背景目的、功能范围、技术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在金融工具属性、信用基础、价格波动等方面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对现代金融体系构建，带来了深远影响。

来源：上城发布社科普及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