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意本杭人，以诗酬西湖。”宋代大文豪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他纵情西湖山水为后世留下大量诗文、碑刻。

在他众多作品中，有一件碑刻引来目光无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表忠观碑》。

北宋熙宁十年（1077），此时苏轼已调任徐州。为何还会应邀写《表忠观碑》呢？这主要与一人有关，他就是赵抃。

赵抃曾任参知政事，因谏阻王安石变法不成，便自请外放任职，来杭州任知州。他有感于吴越钱王的功德，便奏请朝廷以杭州龙山（今玉皇山）南麓的废祠“妙因院”改建为钱氏宗祠，得到神宗的准许，并赐名“表忠观”。

赵抃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与苏轼一致，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加上苏轼也曾任杭州通判，让文章和书法都出类拔萃的他来写刻碑文，是再合适不过了。

走入钱王祠“功臣堂”，映入眼帘的三方碑石就是《表忠观碑》。碑记苏轼在宋元丰元年（1078），正值壮年时所书。这不仅是一篇经典的书法作品，更是苏轼留给后人见证吴越历史的重要文物。

此文一出，好评如潮。其中王安石曾赞《表忠观碑》碑文为“三王世家”体，即司马迁《史记》的文体。不仅是文章的典范，其书法造诣也成为后世的垂范，是苏轼四大名碑中篇幅最长也是最早的一篇。后人评价其书法脱胎于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贯以清雄二字。

碑记叙述了吴越国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节，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褒扬了历代钱王的功绩，认为“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

碑刻四石八面，每面正书6行，满行20字。以楷体大字书成，笔画遒美，整体严整又不失灵动，前人评此碑“比之蔡君漠，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

遗憾的是，这四方碑石在战乱中遭受损毁。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郡守陈珂重刻《表忠观碑记》。现立于钱王祠内的“表忠观碑”为明代遗存，同为四石八面，每面7行，满行18字，字径比宋刻略瘦小，流传至今尚存3石，缺第2石。

2020年，钱王祠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维修，在西南碑亭附近开挖排水沟时发现了若干石质碎片。与现存明代《表忠观碑》三碑石初步比对后发现，出土碎片的字体较明代碑石圆润更具神韵，刻深也较明代的深，部分文字在明代刻碑上有重复出现，但所处位置与笔法有所不同。故推断该碎片非明代四碑石中缺失的第2石。

现出土碎片与明代《表忠观碑》一起陈列展示，供游客欣赏研究。

一本“石质书籍”，一段吴越往事，在钱王祠遇见苏东坡，幸也。

来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