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的轨迹。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修史工作，留下了《春秋》《史记》等著名的史书。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著作都是私家修史而成，难道古人都是私家修史吗？根据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记载：“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可见南北朝时期，国家开始任命专门编写史书的官员。官修史书的制度直到唐朝才正式确立。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史馆，选任史官，由宰相监修，开启了国家统治者来统一编撰历史的体系。这个体系随着唐末的天下藩镇割据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在唐人的基础上完善了修史的制度，设立国史院，专门负责编纂历史，还进行类目细分。修史机构也更加多元，有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局、玉牒所等。这些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修史工作更加有序和规范，极大提高了修史的质量和效率，比如实录院负责修撰前朝历史，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留下了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翔实的历史记录。

北宋著名的四部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就是统治者希望通过追索前朝的历史，探索兴亡治乱之道，指导当下统治的书籍。这些书籍的编撰大大激发了宋人对历史的关注，涌现出无数人才，一代文宗欧阳修就完成了唐朝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新五代史》。

北宋中期还诞生了一部个人色彩非常浓重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记述了自周威烈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的一生历经各种波澜，但他一直坚持编写此书，哪怕赋闲在家也笔耕不辍，最终完成了这部编年体通史。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全书史料浩瀚、洞察深邃，文学价值卓越。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更以其深刻的启示和教益，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的必读之作。

《资治通鉴》的诞生再次掀起了宋人对修撰当代史的巨大热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些修史的大家用毕生精力搜集资料、撰写史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我们了解南宋时期的杭州，提供了很好的史料补遗。

遗憾的是宋代官方所修史书，在两宋末年，两度为金军、元军所劫掠、焚毁。今天，我们只能看到辑自《永乐大典》的《宋会要辑稿》《太宗实录》（残本）及元人所修的《宋史》，在时代更迭、政体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这些史书的客观性与严谨度都有所欠缺。然而宋代开启了国家与文人共同修史的模式，在修史机构、修史主体与官史体裁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现存的宋代史籍名作，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修史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

来源：上城发布、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FM105.4西湖之声合作推出的《夜听宋韵》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