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的收藏与保护，我们通常称其为藏书，是保存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国自古就注重藏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已成为国之要务。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科举不问门第，普通百姓有了读书做官的机会，故而上至国家，下至百姓，纷纷藏书。藏书治学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学术追求，更是出于对提升家族地位的考虑。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宋代的藏书事业空前繁荣，形成“诗书传家”“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的风尚。

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四大藏书体系之一。宋代的官府藏书以“三馆秘阁”为主：三馆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是官府藏书和修纂的机构；秘阁为后建，也有“馆阁”这一正式名称，是宋太宗时藏书的处所，同时也可以称为官府藏书的特藏书库，馆阁也就成为宋代国家图书馆的代名词。

私人藏书也是宋代藏书的重要形式，两宋时期的私人藏书遍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许多藏书家还会建私人藏书楼，藏书楼不仅指单独的用于藏书的楼宇建筑，有时候厅堂、斋室、楼阁、殿宇等都会被士大夫用作藏书的场所。

宋代藏书家会亲自为自己的藏书楼起名，有时是为了彰显藏书的内容，有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化品位。例如李天舆的“五经轩”藏书楼，通过名称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李天舆主要的藏书为“五经”，即儒家的五部经典著作：《诗》《书》《礼》《易》《春秋》。

说到宋朝的私人藏书，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女词人、文学家李清照。在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共同致力于收藏书籍，在山东青州建造了藏书楼“归来堂”。夫妻二人爱书成痴，以致家中“几案罗列，枕席枕籍”到处是书。

在靖康之难后，夫妻二人面对“盈箱溢箧（qiè）”的藏书、金石、书画，怀着“且恋恋，且怅怅”的无奈心情，南奔逃难。几年后赵明诚去世，李清照在逃难过程中，所携书籍不是被掠走，就是被偷去，定居杭州时，已基本消失殆尽，最后只留下丈夫所著的《金石录》。她在《金石录后序》里感叹：“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赵氏夫妇藏书的聚散过程，正是许多宋代私人藏书家的缩影写照，也从侧面反映了历史长河中文化传承的艰辛历程。

宋室南渡后，宋代私人藏书中心转移到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安徽一带。

南宋秘书省重建时得到了这些私人藏书家的支持。如绍兴十三年（1143年）秘书省重建，下诏求天下遗书，仅会稽一地，藏书家所进之书就达二万余卷。据淳熙五年（1178年）《中兴馆阁书目》所载，当时秘书省藏书数为四万余卷，浙江藏书家所献占总藏数的66%以上，高宗、孝宗均曾驾幸秘书省阅书。秘书省所藏图书，至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又增近一万五千卷。

由此，南宋秘书省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而这与南宋临安作为全国出版业中心不无关系，浙江各府州县皆大量刻书，官刻、私刻、书坊、佛寺刻书极多，发达的印刷业使得百姓有书可藏。

宋代私人藏书并不仅只供自己家族的成员阅读学习使用，还会惠及乡间邻里，有的还以藏书楼为依托，创办私学以惠及更大范围的读书群体。

随着藏书形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宋代官府、私人、宗教、书院四大藏书体系，它不仅保存了灿烂的古代典籍，传承了中国的古代文明，还对我们今天图书事业的发展有很多借鉴作用。

来源：上城发布、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FM105.4西湖之声合作推出的《夜听宋韵》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