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医疗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公共福利体系的国家。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赐爵筹资、公私合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国家福利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宋代，繁荣的经济基础推动了较为完备的国家福利制度。这在平民百姓的医疗救助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宋代推出开设药局和开办医疗机构两类普惠型福利措施。药局，称和剂局、惠民局、施药局，京师到州县都会设立。为了方便百姓就近寻医取药，一般设置在人口密集处，甚至紧邻民居，地方志中还有过“局内失火、延烧民家”的记载。

宋代的药局非常重视药品质量，管控措施包括定期查验销毁过期药品，张榜公布劣质药品与不法商贩，药品上铭印“和剂局记”进行国家专卖等形式，这些措施有效避免了民间假药的流通，赢得了百姓的好口碑。

药局不仅卖药，还有坐堂医生接诊，求诊问药一条龙服务。药品的价格也非常低廉，只收取成本价。还会向贫困家庭开放义诊，免费提供药物。出现灾情或者流行病时，药房还会无偿提供药品给老百姓。运营经费由财政补贴。《梦粱录》记载临安府的施药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为此，户部每一年拨给京城药局的财政补贴达数十万贯。

宋朝的福利医院，主要有养病院、病坊、安乐坊等。宋真宗大中祥福二年（1009年）7月“初置养病院”的记载是目前史料中官府设立病坊的最早记载。作为补充，地方官或乡绅也可以开办地方专属医疗慈善机构，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苏东坡在杭州集资设立的“安乐坊”。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以抗击疫情为目的而设立的公立慈善医院，类似于现在的方舱医院。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在杭州就任知府期间，遭遇江南时疫流行，疫情发展迅速，来势汹汹。为了阻止瘟疫扩散，苏东坡带头自筹黄金50两，加上当地商贾资助与朝廷拨款，在杭城众安桥建设了收治感染疫病的患者的病坊“安乐坊”。经过一系列的抗疫行动，疫情被成功遏制，抗疫成功后安乐坊交由僧人进行管理，专门收治穷苦病人，三年间治愈几千人。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置“安济坊”，也就是免费的公立医院。崇宁二年（1103年），依据徽宗的政策，苏东坡筹建的安乐坊也迁移到西湖岸边改名为“安济坊”。大关四年（1110年），国家又颁布了安济法：要求只要城寨达到千户以上，都要设立安济坊。凡是各地无家可归且身患重疾的病人均可以在安济坊内得到免费的救助和伙食。而且医院还针对传染性疾病设有类似当代的“隔离病房”，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防止交叉感染。

此外，宋朝的一些地方政府还设有“安乐庐”。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免费救治机构。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经常会有旅客在旅途中感染疾病，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收留，因无医无药而丧失性命。于是政府便设立安乐庐，凡“行旅在途”之人，发现身有疾病后均可向安乐庐求医，被救助者不计其数。

宋代让贫民实现病有所医的医疗福利政策，展现了“为民父母行政”这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和精神。也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上城发布、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FM105.4西湖之声合作推出的《夜听宋韵》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