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关，从行政功能上说，是明清时期商旅运货往来杭州都得打交道的税务机构总部。从地理位置上说，是元末以来京杭大运河主道上的人文和物质之闸。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虽然只剩下了遗址，但在那临水的码头上伫立，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望着三水交汇之处，望着一圈圈荡开的河水和一树树摇曳的柳枝，水的引力和冲击力涌现出的生生不息的味道仍然扑鼻。

隐藏在城市陋巷里的临清运河钞关遗址保留较完整，除地基、石碑等文物外，部分屋舍也得到修复，还有当年风貌的复原沙盘。明清运河上七大钞关，可称文物的遗址仅此一处。我在里面参观的时候，心思却有一半在想北新关。

南端的杭州北新关，在小河驿三水交汇之地。如今只有“北新关遗址”五个大字可供怀想。且不说钞关的建筑乃至基址荡然无踪，即使按雍正九年成书的《北新关志》上的公署图复建一个沙盘，在那临水的地盘上似乎也没有合适之所可安置。倘若有可能将遗址边的房子腾出一间用以陈列，让北新关的历史重见天日，哪怕再小，也比没有来得好。

尽管没有实物，所幸还有《北新关志》。今人若有兴趣，可去寻来翻一翻。其中既有钞关公署图，其卷之八，则专门介绍公署，所述颇详，又有图佐证，此处不再赘述。当然，此时的公署与北新钞关最初的公署，乃至和过去很长时间里的公署，并不是一致的。诚如许梦闳编该志的时候所言：“北榷署舍，观明《志》所载，二百年间，此创而彼移，已非其初。”

北新关署舍何时始建，已无法知道。据嘉靖十八年任北新钞关主事的谢崑说，弘治九年（1496）之前，“屋宇规制甚陋”，实在和北新关首长的办公级别不匹配。于是，弘治十年（1497）刘景寅主政北新关后，“乃滨河筑之，瓮石为台，又易门为堂”。就这样使用了30多年，到了嘉靖十年（1531），叶瑞当关长的时候，又觉得公署不够用，“复买民园益之，沼而亭焉。”不到三年时间，关长杨文昇“又撤其中堂新之”，至此，北新关公署的规模，才有点象样，时为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十七年（1538），吕韶主政北新关，又花了一百多天，修旧拓新，北新关的办公大院才终于被人称为雄伟，即所谓“北关翼翼”也。可惜不到八年，就遭火灾焚毁。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关长孟楠重建北新关牌坊，扩建茶厅，增建鼓楼。

朱奎《北新关行署碑记》云：“事居寺院或栖迟官舫，殊失临莅之体，识者病之。”“识者病之”之后，朱奎笔锋一转，引出了陈孟浚（字耀初），此人籍贯泉州晋江，明天启六年（1626），主政北新关，“慨然捐赀买地一区，距关门而南不数十武，构堂建楼”。相比之前的官吏只能借寺庙办公，此时的北新关署舍简直就是天堂。朱葵于明崇祯三年（1630）主政北新关，感于陈孟浚之功德，又“捐俸余，仍前址而稍广之。”崇祯七年（1634），王宫臻主政北新关，因为夏秋之际，霖雨连绵，北新关的墙垣衙舍，多有倾颓。王宫臻只好再次修缮。

北新关署舍，代有凋耗、代有修葺的原因，除了建筑的自然衰败规律，大约还可归出三点。一乃官署属性，即署舍要与官衙的等级匹配，所谓“规制”是也，因此，北新关署舍无论怎么修建，为什么而修建，在官员们心中都流淌着一种声音，那就是署舍要能够镇得住往来商旅。二是主官意志。三是火灾。例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因粮船失火，延烧东西两岸，烬北新关署舍。

来源：《杭州日报》2017-04-28 西湖副刊悦览、大美小河、小河运营单元，作者任轩、杭州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