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鏐，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少年时曾为私盐贩，后投军，成为当地军阀董昌部将。唐光启三年（887），董昌为越州观察使（今浙江绍兴），自杭州移镇浙东；唐以钱为杭州刺史，从此独据一方。景福二年（893），钱鏐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乾宁三年（896）钱鏐灭董昌，得越州。唐以钱鏐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治杭州。天复二年（902），唐封他为越王。后梁又封他为吴越王。

    但凡外地游客第一次见到西湖，大概都会被湖面的水光潋滟和植被的绿荫婆娑所吸引。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内疏浚西湖以来，又有多个想办事、能办事的王朝和地方政府或出台利好政策，或出钱出人，让这座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城中湖始终充满生机。故从客观条件上说，杭州是为七大古都之一，1982年又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能忽视西湖的存在。如今，西湖已然成为杭城乃至全浙江的旅游品牌和文化象征——不过话又说回来，杭州得以在古代东南都市圈中崛起，也不是完全仰仗西湖。

    区域竞争中，杭州等一些城市克难攻坚，竭力打造自身优势。正所谓“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有美堂记》）。不错，是临安人钱鏐将吴越都城设于杭州，并定下以民生为中心的治杭基调，才改变了此后千年的杭州历史。

    扩城：杭州领导钱鏐的大手笔

    唐代实行道、州、县三级区划制，故“杭州”是为州名而非城名。据相关研究和考古发现，当时杭州州治（钱塘县）的城垣界址是：东临中河，西濒西湖，南达凤凰山，北到六公园，相当于今上城区范围。而一般认为，“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三郡”（《玉照新志·卷五》）。或因如此，在公元887年走马上任的杭州刺史钱鏐看来，此城发展未免太慢。

    在钱鏐心目中，老上司董昌肯定不是自己的偶像和追求。如果非要给钱鏐找个偶像，那可能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平民皇帝：刘邦。当然，我们无法证明钱鏐是不是刘邦的粉丝。但看看钱鏐在全面主持杭州工作后的施政手法，还真有刘邦经营天下的影子。

    称帝后的刘邦依张良之议，在今西安城郊扩建长安：以秦兴乐宫为基础，建长乐宫为皇宫，又在秦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两者之间修武库，在长安东南建起太仓。凭借着西、北、南三面的天然屏障，刘邦及其子孙们坐镇长安向东实施有力控制，西汉国祚长达两百余年。

    对，扩建！刘邦这么想，钱鏐也这么想。他从两个方向着手：890年建夹城（两边筑高墙的通道），即在原基础上再建一道城墙，从包家山（今将台山东南）往西至秦望山（今大华山），再往北达西湖，对隋唐旧城西南部做一包围；三年后又筑罗城（外城），从今鼓楼出发，东北沿淳佑桥、菜市桥西至艮山门，再向西经武林门达昭庆寺，拓宽旧城东北部。

    钱鏐这么做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南部的夹城，是因为凤凰山一带风景秀丽，同时地势较高便于安保，也适合建王府，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向南为朝，向北为市）的规制；北部的罗城，系基于当时主城在西、南两面仍受水域限制，建城外之城有利增加人口，繁荣地方经济。

    亲民：公元9世纪末的钱鏐

    扩建后的杭城或许比不上长安，但在政局动荡的晚唐，它仍是令人瞩目的世纪工程。作为杭州旧城改造的总设计师，钱鏐按下了建设新家园的按钮——给城市穿衣戴帽的运动在9世纪末的杭州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钱鏐的军队到普通城中百姓，全体都要行动起来，跟着这位临安籍的杭州一把手勇往直前。

    钱鏐重现当年挑盐之勇，“因自运一甓，役徒无不毕力”，民工因领导亲民而斗志昂扬；原想再修子城（王城），“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十国春秋·卷七十八·吴越一》），改为“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罗城”（《资治通鉴·第五百十九卷·唐纪七十五》），表示：损己利人理所当然（《杭州罗城记》：苟得之于人而损己者，吾无愧欤）。

    此举或有作秀成分，但不乏出身农家的他对百姓的真挚之情。至于子城的兴建，则是罗城开工17年后（910年）的事。是时已进爵吴越王的钱鏐，就像今天的富一代，对自己还是力求节俭：在凤凰山旁的唐代州城旧址上，扩展原州治衙厅用作自己居住和属僚办公的地方，并置敌楼（古时城墙上用于御敌的高楼）十座、城门十扇。这点像刘邦扩建长安，因国家饱经战乱不可能大兴土木，只沿用部分秦代旧殿进行规划建设。

    也就这一年，钱鏐回到家乡临安。席间高唱《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兕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还乡歌》既有英雄豪气，亦含知足之心，其文学价值不在仅有三句的刘邦《大风歌》之下。

    钱鏐的强大让周边诸侯眼红。整治后的杭城南到六和塔，北迤武林门，西濒西湖，东至菜市河（今东河），中部窄、南北长。淮南杨行密派一和尚侦察杭州，结果得报：“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上》）。“腰鼓”一词，表面指州城布局类似腰鼓，实际上说攻城恐有“掩耳盗鼓”之虞。

    西湖：钱鏐的新课题

    到这个时候，钱鏐已达到类似刘邦的成就。纵然刘邦是统一全国，但不可否认钱鏐是第一个把长期分治的钱塘江两岸合二为一的人；浩大的杭州扩城项目终于落下帷幕，城池规模比隋唐老城区扩大了数倍；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己不敢轻举妄动。假设钱鏐这个时候宣布退休，住到子城中什么也不干，在史书上他仍会是一个勤政爱民的万世师表。

    但从后来的活动看，这位“吴越国之父”显然不需要安排赋闲。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即子城动工当年），59岁的他年近花甲，却仍精力充沛。让这么一个闲不下来的老人退居二线，于情于理说不过去——钱鏐并不打算退休，他要继续新一轮工作，向（在笔者看来）可能是他偶像的刘邦看齐，超越同时代的那些帝王。

    都城建设这盘棋下完了，在“保境安民”国策指引下，千辛万苦挣来的1军、13州、86县的领土也大致稳定，还有什么课题会摆在钱鏐的办公桌上等着解决呢？治理西湖！

    早在781年至784年，杭州刺史李泌凿井六口，引入西湖水供城中百姓生产生活之用；40年后白居易到杭，西湖出现数十顷葑田（即湖面覆盖入侵式水生植物）；或因“征赋尤重，疲人未康”（《全唐文·白居易·卢元辅杭州刺史制》）之故，政府忙于收税而怠于建设，到钱鏐接手杭州，西湖湖面缩小，严重影响居民用水和农田灌溉。

    公元912年，后梁皇帝赐钱鏐“尚父”衔，意指令人尊敬的父辈，这是一种级别很高的政治荣誉。有人就向声威日隆的钱王进言：“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西湖，以建府治，垂祚当十倍于此”（《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帝王都会》）。然钱鏐却不为所动，理由是：“百姓藉湖水以生，无水即无民。尔无妄言，吾不为也！”（《钱氏家乘·卷五·年表》）

    钱鏐：西湖&杭州福星

    西湖不是王室私产，而是子民水源，可见钱鏐环境思想的超前。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不仅不填埋西湖，反而组建一支专门队伍（“撩湖兵”）疏浚西湖。由是西湖在吴越钱氏治下，始终保持活水涌动的上佳状态。在吴越国最后一任国君钱弘俶当政时，还“大阅艛舻于西湖”（《吴越备史·卷四·大元帅吴越国王》），说明西湖湖水的充盈和现在已无多大分别。

    在今杭州市区，有关南宋的文物遗存已不多见，而西湖边的钱王祠却屡经整修，用以“劝奖忠臣，慰达民心”（《苏东坡全集·第十三卷·表忠观碑》）。再看与钱鏐同期的朱温、李存勖、石敬瑭、杨行密、高季兴等大小诸侯，何人享有钱鏐这样的身后荣耀？扩建杭州，其实是钱鏐对“保境安民”政策的深层次理解——都城不保，何以安民？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一个朝代能做到千秋万代，但当下杭州仍保存很多钱氏三世五王的实物政绩：湖光山色的西湖，鳞次栉比的佛塔等。毕竟，民生才是立国之本。五代十国时期如此，今天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