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不仅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起源之初，最早的音乐是人们用声音和身体动作，组合成节奏，来进行的简单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开始使用不同的乐器和技巧。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是目前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它将中国音乐文明起源的时间提前到新石器时代前期。2003年，杭州萧山的跨湖桥遗址，也陆续出土了骨哨，以鸟禽类动物的肢骨制成，有单孔、三孔等不同形制，应是出于吹奏不同声音的需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日趋丰富。南宋时的杭州，一方面有祭祀天地祖先、规范等级秩序所用的雅乐，淳熙年间太常寺编修的《中兴礼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规模使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文献，共收录了428首雅乐歌曲和器乐演奏曲谱，对南宋宫廷施礼用乐做了详细的记录；另一方面也有勾栏瓦肆里频繁上演、与百姓生活更贴近的娱乐演艺，逐渐形成中国民间演艺活动的基本范式，让音乐沿着以戏曲、说唱为主的世俗化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外延。也是从那时候起，音乐和杭州这座城市，不断产生交融，相互促进，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明成果。懂音乐，也懂你，音乐融入杭州的历史，成为它的持久魅力，也深刻影响了杭州和谐包容的城市气质，直至今天。

杭州曙光路，黄龙洞景区入口东侧，有一块高大的石碑，上书“护国仁王寺遗址”。在古迹众多的杭州，本不稀奇。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这块石碑造型比较特别，斜嵌着一支竹状铜雕，上有开孔，似笛非笛。

尺八，是一种竹制吹管乐器，与笛、萧同源，外切口，五孔（前四后一）。从声音来讲，笛声明快华丽，箫声内敛沉郁，而尺八则空灵质朴自然，就像”寒夜里吹过竹林的一阵风”。关于尺八的起源，有不同说法。但“尺八”这个名字，确定是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七九记载，贞观年间，一位叫吕才的能人负责正音律的工作，他制作了十二支长短各异的竹管乐器，对应十二律。其中黄钟管长有一尺八寸，且黄钟为十二律之首，故而将它们统一命名为“尺八”。

到了唐宣宗年间，出了一位普化禅师，狂放不羁，与济公和尚的风范颇为相似。他夜宿荒山古冢，白天持一木铎（一种古代乐器，形如铜铃），走街化缘。关于他有一个“托棺自化”的传说，普华禅师说自己将要圆寂，钻进棺材里，请人把棺材盖钉上。看热闹的人，怕他疯癫地枉死在棺内，很快又打开棺材，发现里面空无一物，空中却响起振铎之声，渐渐远去。当时的宫廷乐师张伯，是普化禅师的追慕者，他便以此虚空铃铎之音为素材，写了一曲《虚铎》，用尺八来吹奏。也是在唐代，尺八首度传入日本。今天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依旧保留着八支唐代尺八，称为“唐尺”。不过，唐尺在日本很快就失传了，只是被当做器物保留了下来。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南宋。淳祐九年（1249），一位叫做心地觉心的日本僧人走进杭州北郊径山寺的山门，想要追随无准禅师修习佛法。然而他抵达时，无准禅师已经圆寂。于是他在径山寺停留了两年，然后云游浙东，于宝祐元年（1253）来到临安城保俶塔之阴扫帚坞的护国仁王禅寺，继续修行。护国寺内，当时有一位参禅的居士，名叫张参，正是张伯的后人，传承了祖上的尺八技艺。一日，张参在寺中吹奏《虚铎》，空旷悠长，余音袅袅，传到了觉心耳中。觉心一听如聆妙法，赶紧循声而去，见到张参后，便请求将尺八吹奏之法传授给自己，张参欣然同意。次年三月，觉心感到佛法根本已悟，尺八也学得差不多了，决定返回日本。据说张参还派了自己的四个徒弟，与他一同东渡。回国后，觉心在和歌山建立兴国寺，并且以唐代普化禅师为祖，创立普化宗，而他带回日本的尺八也就被叫做普化尺八。至于那首《虚铎》，传入日本后名为《虚铃》。它地位最高，为“尺八三本曲”之首（另两首为《虚空》和《雾海篪》），也是唯一一首流传下来的中国尺八曲。

尺八起初由僧侣专属，德川幕府时期被武士阶层习得，明治时期则完全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个过程中，也诞生了尺八的诸多流派。流派之间的传授曲目和吹演技法都存在差异，同一首曲在不同流派中也会不大一样。所以提及尺八的时候，通常会注明流派。而在故乡中国，尺八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命运。宋德祐二年（1276），临安城打开城门，向驻兵皋亭山的蒙古大军投降，三年后崖山海战，宣告了宋朝的终结。此后中华大地，再无人吹奏尺八。元末大乱，杭州护国仁王寺也被烧成灰烬，直到明朝建立才得以重修。不过中日之间这段尺八渊源，并非没有后人记得。

1935年5月，诗人卞之琳因事客居日本东京，夤夜未眠，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了吹奏之声，不禁诗绪涌上心头，于是起身写下了：“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九十年代初，中国多个城市的外事部门都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胜田市的信，写信的是斋藤孝介老先生，信中内容相同：请问尺八发源地护国仁王寺在哪里。杭州市历史学会会长、时任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赵一新凭直觉认为，这个护国仁王寺应该在杭州。通过走访和求证，终于确定了它的位置就在曙光路黄龙洞景区旁，浙江艺术学校内。然而五十年代艺校筹建时，已经拆除了寺院的大部分建筑，仅剩大雄宝殿得以幸存。这座大殿面阔11米、进深12米，先是用作食堂，后被改造成盥洗室，艰难地试图以新的身份，融入新的时代。

八十年代，它又被先后改成美术教室和图书馆，算是与艺术重新沾上了点边。这一时期很多名人从这里毕业，茅威涛、陶慧敏、何赛飞、周迅等，她们对这座造型独特的校舍，应当会有记忆。

1992年春节，72岁的医学博士斋藤孝介来到杭州，他虔诚地跪在大殿门前的地上，手持一根旧得发亮的尺八，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吹了一曲又一曲。

五年后，和歌山兴国寺的住持山川宗玄方丈，打算将开山祖师心地觉心的木雕坐像移到专门房间供奉时，看到雕像有蛀洞，决定大修。进一步检查时竟意外发现，坐像的肚膛内藏有许多部觉心从南宋带来的经书。差不多同时，在杭州，二胡演奏家孙以诚从江南笛王赵松庭处，听闻了斋藤先生雪地吹奏的故事，既感动又困惑，下决心要彻底搞清楚这段渊源。他一次次往艺校跑，并且请教历史学者和佛学专家，终于从日本佛教史专家村上专精所著的《日本佛教史纲》里，找到了关于心地觉心在南宋杭州护国寺向张参学习尺八的详细描述。

1998年，孙以诚将考证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不久后被正在搜寻觉心、尺八与杭州关联的山川宗玄方丈读到，中日两国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努力，终于合流。

不少老杭州应该还有印象，1999年11月26日，烟雨迷蒙的秋日，黄龙洞护国仁王寺遗址大殿前，山川宗玄率领48位僧人和尺八演奏家，装束郑重，一同吹奏起了《虚铎》。此时，距离心地觉心在这里首次听到张参吹奏此曲，已相隔750年。

2002年，省艺校迁往滨江，原址成为浙江省老年大学。护国寺的大殿在这一改建过程中彻底消失。

小百花越剧场动工前，茅威涛曾联系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毛昭晰，请教“老艺校护国寺遗址及尺八宗庭是否可复原在蝴蝶剧场”，因为护国寺拆下来的部分建筑构建，那时还堆放在小百花越剧团的基建办，如果可以多多少少恢复，就能把这里变成浙江传统艺术的原点。遗憾的是，这一设想一直未能实现。

不过认祖之旅后，中日两国关于尺八音乐的交流，正式开启。明暗对山流第四代传人塚本平八郎，经孙以诚引荐，拜入76岁的江南笛王赵松庭门下，学习循环换气法。

当然更多的是，日本尺八传人们知晓尺八在中国业已失传的事实后，产生了将它回传中国的想法，他们自费往来两国之间，在杭州寻找合适传人，免费传授技艺。

这其中，就有杭州师范大学竹笛专业学生李志文。2012年，他通过塚本平八郎的弟子，联系上了他，正式拜入门下。尽管有吹笛基础，李志文仍然历经三年的学习，才通过师范资格考核，他遂将自己的工作室更名为“普化尺八明暗对山流护国仁王分道场”，招收学生。

道场开设至今，跟随他学习尺八的学生已有六七十人，其中有老师、医生、自由职业者，年纪最大的已逾古稀，最小的是读一年级的小学生。但无论年龄性别，李志文对学生的要求都很高。因为他始终记得塚本对他说过，“你们要是学得稍微一点不到位，今后再教别人又会打折，那最多再传两三代就没有了。”

2002年末，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没过多久，有家住南山路的杭州市民打电话给本地媒体爆料，兴奋地说：你们快来采访！《英雄》里面演那个盲琴师的老人，就是无名（李连杰饰）和长空（甄子丹饰）对打时弹琴的那个老头，居然是我邻居！

饰演盲琴师的，正是浙派古琴传人徐匡华。接到这个邀请时，老先生一度有些为难，当时他已86岁，拍电影不知道身体是否吃得消。但张艺谋还是觉得他与心中古琴师的形象最吻合，于是盛情之下，徐匡华带着古琴，前往了横店影视基地。

电影上映后一年，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古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又称七弦琴，有三千年以上历史。《礼记》中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来周文王增一弦，伐纣的武王又增一弦，最终成为七弦。

随着音乐发展，古琴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地位崇高的乐器，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之说。琴棋书画，琴居其首。到了唐宋，琴成为文人雅士的标识，苏东坡在西湖孤山为纪念欧阳修筑“六一泉”，因为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在他的六个“一”中，就有琴一张。

北宋成玉磵在《琴论》中评价：“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正是在两浙琴学蓬勃发展背景下，温州永嘉人郭沔（字楚望）登上了历史舞台。

南宋开禧三年（1207）的一个夜晚，临安城离皇宫不远的白马庙巷，朝廷重臣韩侂胄府上张灯结彩，正为他最喜欢的三夫人举办寿宴。虽然他主持的开禧北伐刚刚以失败告终，但显然心情还不差，特意将一张从不轻易示人的古琴，摆在席上，供来宾观赏。韩侂胄也是琴爱好者，既收藏古琴，也收藏琴谱。

那夜之后，史弥远发动玉津园之变，击杀韩侂胄，取代他成为了新的南宋权相。当天参加宴会的光禄大夫张岩被认为是韩党，自然也被罢了官。然而张岩与他的门客郭楚望，并没有做鸟兽散，他们关注的点，在于从韩府流出古琴和琴谱。

可以这么说，与张岩共同搜集整理的传世琴谱，为郭沔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遗产；而郭沔以两浙琴学的造诣，为这些琴谱注入了新的生命。一个继往开来的浙派古琴由此诞生。

据说张岩逝世后，郭楚望带着琴谱十五卷移居湖南，再也没有回到杭州。但是他的琴曲，却通过他的传人刘志方传回了杭州。刘志方又传毛仲敏、徐天民，浙派古琴开枝散叶逐渐壮大，在元明时期达到鼎盛，直到清朝中叶才渐渐衰微。

再度将浙派古琴发扬光大、并且让它与杭州产生深切关联的，是徐元白。

徐元白1893年出生于台州海门，19岁时，在苏州天平山拜浙派大琴家大休上人为师，得其亲授并勤学苦练，尽得浙派精髓。后又遍访诸派琴家，与各种琴社团体往来，博采众长，形成了其古朴典雅、深造内含的琴风。

在那个激荡年代，青年徐元白也曾去往南方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北伐。但他时刻未曾忘却自己古琴传人的身份，习琴、制琴、教琴、研究琴学理论，每到一地组织琴社、举办雅集，贯穿了他的大半生。他的嫡传弟子众多，其中如姚丙炎等，后来也成为海内知名的古琴家。

创办西湖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徐元白在雷峰塔下的长桥之西，购地建房，筑起了“半角山房”作为居所，并组建“西湖月会”，成为当时杭州名流往来的文化坐标。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弃官携家眷从重庆回到杭州。直到50年代，徐元白一家才迁入如今西湖琴社所在地——清波门勾山里17号。

徐元白于1957年逝世。浙派古琴的脉络，传到了徐匡华身上。徐匡华13岁在父亲的传授下开始学琴，比起父亲，他经历了更多境遇变迁。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上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重庆上海两地做过编辑、教过书。1952年回到杭州，在杭州第四中学担任地理老师，直到1979年退休。

退休后，徐匡华在杭州文联和音协的支持下，与一些古琴爱好者共同组建了杭州市古琴研究会。1986年成立西湖琴社，由徐匡华担任首任社长，而琴社的活动场地，就在他勾山里的家中。

198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徐匡华和宋景濂录制的琴箫合奏曲《思贤操》，经各国专家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乐谱，并向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机构推荐，成为国际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名曲之一。

第三代传承人徐君跃出生时，祖父徐元白已过世，他的古琴是由祖母黄雪辉启蒙。在他记忆中，祖母经常带着他出门，穿过南山路来到西湖边，让他在美景里慢慢领悟情景交融的意境。家里经常有各地各派大琴家来访，获得耳濡目染。中学时，他又被父亲送去上海，跟随名家姚丙炎和龚一学习。再长大一点，去北京攻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硕士学位。

因为习琴之路比普通人幸运，徐君跃更深觉延续浙派古琴生命力的责任之重。一方面，注重传承，他出版了《天风琴谱新编》，完成70年前祖父的遗愿，让尘封多年的古琴名曲重新面世。另一方面，也大胆创新，开拓古琴的新表演形式，跨界与合唱团、乐队合作。不过这一点，徐家第四代徐乐奇，显然比父亲走得更远，他以经典古曲融入现代打击乐元素，实现《广陵散》与《刀剑如梦》融合的创新演绎。

正是一代代接力地传承与创新，西湖边这缕琴声，才能回荡不绝。

“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写下这段回忆的人，是丰子恺；而文中提及的学校，则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

今天提起李叔同，有些人会想到杭州虎跑，那是他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地方；有些人会想到“悲欣交集”，那是他圆寂之前的遗笔。但相信更多的人，想到的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这首作于1914年的《送别》，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却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李叔同只是它的词作者，其旋律取自日本歌曲《旅愁》。而《旅愁》又是日本作者犬童球溪根据19世纪美国作曲家奥特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重新填词而成。

这种拿来国外曲子、填上中国歌词的创作方式，叫做“学堂乐歌”，它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启蒙，李叔同正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1898年戊戌变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明确主张在新式学堂开设音乐课程。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倡导国民音乐教育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一科。到了 1903 年，第一堂音乐课的铃声，终于在上海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响起。

古老的中国想要通过各种变革，追赶西方的脚步。学堂乐歌的意义深远，它是中国将音乐作为社会化国民素质教育的起始点，也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后来传播现代音乐文化、发展音乐教育的音乐家。

民国元年（1912），李叔同应经亨颐之邀来到杭州，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师，负责教授音乐和美术课程，七年的教学生涯，给了他充分实践“学堂乐歌”思想的舞台。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艺术才华，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李鸿梁等众多弟子，都与他情谊深厚。

1913年5月，浙一师校友会的刊物《白阳》创刊号上，李叔同用“息霜”的笔名，以五线谱发表了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学堂乐歌《春游》，它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运用西洋作曲方法写成的第一首合唱歌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一百零三年后，浙江音乐学院在杭州成立。校舍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的它，不但拥有自己的大剧院、音乐厅和剧场，而且这些场馆的声学性能，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法国巴士底歌剧院、美国波士顿音乐厅等国际一流场馆的声学设计指标在同一水准。

但最值得欣喜的恐怕还在于，浙江音乐学院确立的办校宗旨，正是秉承李叔同倡导的“学堂乐歌”精神，和“事必尽善”的治学态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能贯穿岁月、一脉相承。

今年是杭州爱乐乐团建团15周年。

6月，“回望·拾伍”海报展启动。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指导、杭州籍的世界指挥大师水蓝，也出现在现场，长居海外的他，一直关心着家乡乐团的成长。“在第一次与杭爱合作之前，我对他们的了解和印象来自于母亲的剪报。这么多年来，她看《杭州日报》的时候一看到杭爱的消息，就剪下来替我保存起来。每次回杭，她都会给我厚厚的一叠《杭州日报》。”

7月20日晚，“有情岁月”建团十五周年庆典音乐会成功举办。在音乐会的结尾，杭州籍著名作曲家周天特别创作的管弦乐《生日快乐》响起。作为首位获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奖”提名的华人作曲家，从建团首个音乐季的《中国大运河》开始，周天与杭爱的委约合作也已整整十五年。

杭州爱乐乐团于2007年12月25日挂牌，2009年4月20日正式组建完成。从此，杭州有了以自己城市命名的交响乐团。

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曾指出：“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都拥有一支一流的交响乐团，纽约如此、芝加哥如此、伦敦如此、维也纳如此、柏林也如此！”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杭州提出了建设音乐之城，组建杭州爱乐乐团的设想，并且起手就是高规格。组建完成时的杭爱73名演奏员，是通过面向全球海选、从600余名报名者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平均年龄25岁，全部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音乐院校，三分之一是博士、硕士生。

2009年那个时间点，北京或上海的乐迷，在家门口看国际、国内顶级交响乐团或知名演奏家的音乐会，毫不稀奇。但杭州乐迷，往往只能跑去上海听音乐会。杭爱成立后，通过完整的乐季策划，推出各种类型的音乐活动，还不断邀请世界级音乐家加入，联袂奉献高水平演出，让杭州乐迷有了“自己的团”。

而杭州，也因此获得了一张文化交流的金名片。2016年G20峰会，杭爱参与大型水上情景表演交响音乐会《最忆是杭州》。2019年国庆，杭爱与来自全国各地15支交响乐团一起，组成的千人交响乐团与千人合唱团，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红旗颂》《歌唱祖国》，这是“杭州声音”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城市和乐团之间，因为“杭州”二字，互为骄傲。

2002 年国庆长假的“西湖啤酒节”，每天都有乐队轮番表演。当年的排期表是这样的：10月2日唐朝，10月3日汪峰和他的鲍家街43号，10月4日阿凡提，而5日、6日两天，都排给了一支叫做“口水军团”的本地乐队。

作为第一支用杭州话唱RAP的乐队，据说它的成立，是1999年夏天几个不到二十岁的杭州芽儿（“孩子”的意思）在路边摊边吃边聊嘻哈，即兴聊出来的。所以那一顿饭，后来被称为杭州“最嘻哈的晚餐”，不过菜应该谈不上丰富，肉丝跑蛋、腐皮青菜、凉拌笋干，后来都被写进了歌里，就是不知道吃完他们付没付钱。

乐队成立后，他们马上录了第一首歌《人儿登》（“精神不太正常”的意思），在成员之一董磊家里，只花了一个晚上。录完，他们把歌上传到了一个本地网络论坛，就又出去吃宵夜了。

一个星期后，这首歌火了，那会儿还没移动互联网，主要是杭州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都在循环播放。当时在浙大音乐系念书的宋旻听了之后，立即想办法找到了董磊，要求加入，他还递交了一个小样，说明自己的实力，这个小样就是后来杭州几乎人人皆知《贱儿饭》的初稿。

《碎烦》《杭州好》……每一首出来，都能让杭州人摇头晃脑跟着唱一阵。但是，“口水军团”存续了大约5年时间，2004年就解散了。期间成员吴琼意外离世带来很大冲击，可根本原因还是没钱赚。

年轻的他们没有足够的版权意识，随随便便就把作品传到网上，加上那时互联网还处于野蛮生长的时代，所以歌是火了，却没人买单。除了几次在酒吧或啤酒节演出的出场费，乐队几乎没收到过任何钱。

2015年，已届中年的乐队成员们重聚，都觉得当年的潦草解散是个遗憾，于是发起了众筹，想举办了一场告别演唱会。作为一则新闻，在杭州城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最终那场演唱会来了2000多粉丝，一起唱得酣畅淋漓，事后一算账还是亏了几万块，但既然当年网红时都没赚到钱，如今又何必在乎这个，为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划上一个圆满句号，才是最重要的。

当告别演唱会结束，乐队成员再次分头奔赴自己的人生。“口水军团”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是曾经青春的证明；而对杭州而言，也是一段不可重来的城市记忆。

几乎所有“一朝成名天下知”的作品，都会被追溯它的缘起，《梦想天堂》也不例外。所以作者应豪的这段自述，迅速在各种新闻平台广为流传：

1995年夏天，26岁的应豪接受朋友邀请、写一首公益广告歌，但他在家琢磨了十几天，都没找到感觉。有天午后下了一场大雨，雨停了应豪决定出门透透气，他骑着自行车沿南山路到涌金门，一股凉风过来，忽然脑海中浮现出歌词与旋律。他赶紧跑到旁边橘黄色的电话亭下，拿出walkman，记录这段灵感。晚上回到家里，熬了个通宵，把这首歌完整写成。

将近30年后，2024年8月31日，杭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将〈梦想天堂〉设立为“杭州市市歌”的决定》，《梦想天堂》正式成为杭州市市歌。在将它确定为市歌的过程中，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做了扎实又充分的前期工作，组织成立专家小组，经过四次研讨，认为作品内容没有问题，符合杭州的城市气质，体现了杭州的城市形象。

这些评估当然是重要且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显然是人心所向。

《梦想天堂》代表杭州出现在重大活动上，其实也不算多，2002年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晚会上曾经唱响；2016年G20杭州峰会，英文版《梦想天堂》被放入U盘，作为饱含杭州元素的赠礼，送给了来自全球媒体记者；再就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全场万人合唱。

但杭州人就是对这首旋律再熟悉不过。要逮住一个问问，以前都是在哪里看到听到它的，未必回忆得清楚。有时身处异地，抑制不住思乡之情，可以背诵白居易的“最忆是杭州”，当然也可以哼唱“我们的家，住在天堂，碧绿的湖水荡漾着美丽的梦想……”

有本地媒体曾对此做过民意征集，收到的5000多条意见，其中80%认为《梦想天堂》是最能成为市歌代表杭州。

正如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楼倻捷所说，这首歌问世近30年，承载了几代杭州市民的情感，已成为杭州人的集体记忆。

这就是我们的杭州，懂音乐，也懂你。今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启动“知音杭州”城市文旅品牌打造和推广，是对于文旅融合的又一次鲜活探索。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能够滋养包括音乐在内的人文艺术持续生长；音乐则是城市的精魄，赋予它更多令人神往的吸引力，从而为城市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能量。

杭州与音乐的故事，远不止此。或者说，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