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弦歌知雅意,杭州从来是知音
音乐不仅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起源之初,最早的音乐是人们用声音和身体动作,组合成节奏,来进行的简单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开始使用不同的乐器和技巧。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是目前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它将中国音乐文明起源的时间提前到新石器时代前期。2003年,杭州萧山的跨湖桥遗址,也陆续出土了骨哨,以鸟禽类动物的肢骨制成,有单孔、三孔等不同形制,应是出于吹奏不同声音的需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日趋丰富。南宋时的杭州,一方面有祭祀天地祖先、规范等级秩序所用的雅乐,淳熙年间太常寺编修的《中兴礼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规模使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文献,共收录了428首雅乐歌曲和器乐演奏曲谱,对南宋宫廷施礼用乐做了详细的记录;另一方面也有勾栏瓦肆里频繁上演、与百姓生活更贴近的娱乐演艺,逐渐形成中国民间演艺活动的基本范式,让音乐沿着以戏曲、说唱为主的世俗化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外延。也是从那时候起,音乐和杭州这座城市,不断产生交融,相互促进,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明成果。懂音乐,也懂你,音乐融入杭州的历史,成为它的持久魅力,也深刻影响了杭州和谐包容的城市气质,直至今天。
杭州曙光路,黄龙洞景区入口东侧,有一块高大的石碑,上书“护国仁王寺遗址”。在古迹众多的杭州,本不稀奇。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这块石碑造型比较特别,斜嵌着一支竹状铜雕,上有开孔,似笛非笛。
尺八,是一种竹制吹管乐器,与笛、萧同源,外切口,五孔(前四后一)。从声音来讲,笛声明快华丽,箫声内敛沉郁,而尺八则空灵质朴自然,就像”寒夜里吹过竹林的一阵风”。关于尺八的起源,有不同说法。但“尺八”这个名字,确定是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七九记载,贞观年间,一位叫吕才的能人负责正音律的工作,他制作了十二支长短各异的竹管乐器,对应十二律。其中黄钟管长有一尺八寸,且黄钟为十二律之首,故而将它们统一命名为“尺八”。
到了唐宣宗年间,出了一位普化禅师,狂放不羁,与济公和尚的风范颇为相似。他夜宿荒山古冢,白天持一木铎(一种古代乐器,形如铜铃),走街化缘。关于他有一个“托棺自化”的传说,普华禅师说自己将要圆寂,钻进棺材里,请人把棺材盖钉上。看热闹的人,怕他疯癫地枉死在棺内,很快又打开棺材,发现里面空无一物,空中却响起振铎之声,渐渐远去。当时的宫廷乐师张伯,是普化禅师的追慕者,他便以此虚空铃铎之音为素材,写了一曲《虚铎》,用尺八来吹奏。也是在唐代,尺八首度传入日本。今天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依旧保留着八支唐代尺八,称为“唐尺”。不过,唐尺在日本很快就失传了,只是被当做器物保留了下来。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南宋。淳祐九年(1249),一位叫做心地觉心的日本僧人走进杭州北郊径山寺的山门,想要追随无准禅师修习佛法。然而他抵达时,无准禅师已经圆寂。于是他在径山寺停留了两年,然后云游浙东,于宝祐元年(1253)来到临安城保俶塔之阴扫帚坞的护国仁王禅寺,继续修行。护国寺内,当时有一位参禅的居士,名叫张参,正是张伯的后人,传承了祖上的尺八技艺。一日,张参在寺中吹奏《虚铎》,空旷悠长,余音袅袅,传到了觉心耳中。觉心一听如聆妙法,赶紧循声而去,见到张参后,便请求将尺八吹奏之法传授给自己,张参欣然同意。次年三月,觉心感到佛法根本已悟,尺八也学得差不多了,决定返回日本。据说张参还派了自己的四个徒弟,与他一同东渡。回国后,觉心在和歌山建立兴国寺,并且以唐代普化禅师为祖,创立普化宗,而他带回日本的尺八也就被叫做普化尺八。至于那首《虚铎》,传入日本后名为《虚铃》。它地位最高,为“尺八三本曲”之首(另两首为《虚空》和《雾海篪》),也是唯一一首流传下来的中国尺八曲。
尺八起初由僧侣专属,德川幕府时期被武士阶层习得,明治时期则完全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个过程中,也诞生了尺八的诸多流派。流派之间的传授曲目和吹演技法都存在差异,同一首曲在不同流派中也会不大一样。所以提及尺八的时候,通常会注明流派。而在故乡中国,尺八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命运。宋德祐二年(1276),临安城打开城门,向驻兵皋亭山的蒙古大军投降,三年后崖山海战,宣告了宋朝的终结。此后中华大地,再无人吹奏尺八。元末大乱,杭州护国仁王寺也被烧成灰烬,直到明朝建立才得以重修。不过中日之间这段尺八渊源,并非没有后人记得。
1935年5月,诗人卞之琳因事客居日本东京,夤夜未眠,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了吹奏之声,不禁诗绪涌上心头,于是起身写下了:“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九十年代初,中国多个城市的外事部门都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胜田市的信,写信的是斋藤孝介老先生,信中内容相同:请问尺八发源地护国仁王寺在哪里。杭州市历史学会会长、时任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赵一新凭直觉认为,这个护国仁王寺应该在杭州。通过走访和求证,终于确定了它的位置就在曙光路黄龙洞景区旁,浙江艺术学校内。然而五十年代艺校筹建时,已经拆除了寺院的大部分建筑,仅剩大雄宝殿得以幸存。这座大殿面阔11米、进深12米,先是用作食堂,后被改造成盥洗室,艰难地试图以新的身份,融入新的时代。
八十年代,它又被先后改成美术教室和图书馆,算是与艺术重新沾上了点边。这一时期很多名人从这里毕业,茅威涛、陶慧敏、何赛飞、周迅等,她们对这座造型独特的校舍,应当会有记忆。
1992年春节,72岁的医学博士斋藤孝介来到杭州,他虔诚地跪在大殿门前的地上,手持一根旧得发亮的尺八,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吹了一曲又一曲。
五年后,和歌山兴国寺的住持山川宗玄方丈,打算将开山祖师心地觉心的木雕坐像移到专门房间供奉时,看到雕像有蛀洞,决定大修。进一步检查时竟意外发现,坐像的肚膛内藏有许多部觉心从南宋带来的经书。差不多同时,在杭州,二胡演奏家孙以诚从江南笛王赵松庭处,听闻了斋藤先生雪地吹奏的故事,既感动又困惑,下决心要彻底搞清楚这段渊源。他一次次往艺校跑,并且请教历史学者和佛学专家,终于从日本佛教史专家村上专精所著的《日本佛教史纲》里,找到了关于心地觉心在南宋杭州护国寺向张参学习尺八的详细描述。
1998年,孙以诚将考证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不久后被正在搜寻觉心、尺八与杭州关联的山川宗玄方丈读到,中日两国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努力,终于合流。
不少老杭州应该还有印象,1999年11月26日,烟雨迷蒙的秋日,黄龙洞护国仁王寺遗址大殿前,山川宗玄率领48位僧人和尺八演奏家,装束郑重,一同吹奏起了《虚铎》。此时,距离心地觉心在这里首次听到张参吹奏此曲,已相隔750年。
2002年,省艺校迁往滨江,原址成为浙江省老年大学。护国寺的大殿在这一改建过程中彻底消失。
小百花越剧场动工前,茅威涛曾联系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毛昭晰,请教“老艺校护国寺遗址及尺八宗庭是否可复原在蝴蝶剧场”,因为护国寺拆下来的部分建筑构建,那时还堆放在小百花越剧团的基建办,如果可以多多少少恢复,就能把这里变成浙江传统艺术的原点。遗憾的是,这一设想一直未能实现。
不过认祖之旅后,中日两国关于尺八音乐的交流,正式开启。明暗对山流第四代传人塚本平八郎,经孙以诚引荐,拜入76岁的江南笛王赵松庭门下,学习循环换气法。
当然更多的是,日本尺八传人们知晓尺八在中国业已失传的事实后,产生了将它回传中国的想法,他们自费往来两国之间,在杭州寻找合适传人,免费传授技艺。
这其中,就有杭州师范大学竹笛专业学生李志文。2012年,他通过塚本平八郎的弟子,联系上了他,正式拜入门下。尽管有吹笛基础,李志文仍然历经三年的学习,才通过师范资格考核,他遂将自己的工作室更名为“普化尺八明暗对山流护国仁王分道场”,招收学生。
道场开设至今,跟随他学习尺八的学生已有六七十人,其中有老师、医生、自由职业者,年纪最大的已逾古稀,最小的是读一年级的小学生。但无论年龄性别,李志文对学生的要求都很高。因为他始终记得塚本对他说过,“你们要是学得稍微一点不到位,今后再教别人又会打折,那最多再传两三代就没有了。”
2002年末,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没过多久,有家住南山路的杭州市民打电话给本地媒体爆料,兴奋地说:你们快来采访!《英雄》里面演那个盲琴师的老人,就是无名(李连杰饰)和长空(甄子丹饰)对打时弹琴的那个老头,居然是我邻居!
饰演盲琴师的,正是浙派古琴传人徐匡华。接到这个邀请时,老先生一度有些为难,当时他已86岁,拍电影不知道身体是否吃得消。但张艺谋还是觉得他与心中古琴师的形象最吻合,于是盛情之下,徐匡华带着古琴,前往了横店影视基地。
电影上映后一年,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古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又称七弦琴,有三千年以上历史。《礼记》中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来周文王增一弦,伐纣的武王又增一弦,最终成为七弦。
随着音乐发展,古琴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地位崇高的乐器,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之说。琴棋书画,琴居其首。到了唐宋,琴成为文人雅士的标识,苏东坡在西湖孤山为纪念欧阳修筑“六一泉”,因为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在他的六个“一”中,就有琴一张。
北宋成玉磵在《琴论》中评价:“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正是在两浙琴学蓬勃发展背景下,温州永嘉人郭沔(字楚望)登上了历史舞台。
南宋开禧三年(1207)的一个夜晚,临安城离皇宫不远的白马庙巷,朝廷重臣韩侂胄府上张灯结彩,正为他最喜欢的三夫人举办寿宴。虽然他主持的开禧北伐刚刚以失败告终,但显然心情还不差,特意将一张从不轻易示人的古琴,摆在席上,供来宾观赏。韩侂胄也是琴爱好者,既收藏古琴,也收藏琴谱。
那夜之后,史弥远发动玉津园之变,击杀韩侂胄,取代他成为了新的南宋权相。当天参加宴会的光禄大夫张岩被认为是韩党,自然也被罢了官。然而张岩与他的门客郭楚望,并没有做鸟兽散,他们关注的点,在于从韩府流出古琴和琴谱。
可以这么说,与张岩共同搜集整理的传世琴谱,为郭沔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遗产;而郭沔以两浙琴学的造诣,为这些琴谱注入了新的生命。一个继往开来的浙派古琴由此诞生。
据说张岩逝世后,郭楚望带着琴谱十五卷移居湖南,再也没有回到杭州。但是他的琴曲,却通过他的传人刘志方传回了杭州。刘志方又传毛仲敏、徐天民,浙派古琴开枝散叶逐渐壮大,在元明时期达到鼎盛,直到清朝中叶才渐渐衰微。
再度将浙派古琴发扬光大、并且让它与杭州产生深切关联的,是徐元白。
徐元白1893年出生于台州海门,19岁时,在苏州天平山拜浙派大琴家大休上人为师,得其亲授并勤学苦练,尽得浙派精髓。后又遍访诸派琴家,与各种琴社团体往来,博采众长,形成了其古朴典雅、深造内含的琴风。
在那个激荡年代,青年徐元白也曾去往南方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北伐。但他时刻未曾忘却自己古琴传人的身份,习琴、制琴、教琴、研究琴学理论,每到一地组织琴社、举办雅集,贯穿了他的大半生。他的嫡传弟子众多,其中如姚丙炎等,后来也成为海内知名的古琴家。
创办西湖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徐元白在雷峰塔下的长桥之西,购地建房,筑起了“半角山房”作为居所,并组建“西湖月会”,成为当时杭州名流往来的文化坐标。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弃官携家眷从重庆回到杭州。直到50年代,徐元白一家才迁入如今西湖琴社所在地——清波门勾山里17号。
徐元白于1957年逝世。浙派古琴的脉络,传到了徐匡华身上。徐匡华13岁在父亲的传授下开始学琴,比起父亲,他经历了更多境遇变迁。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上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重庆上海两地做过编辑、教过书。1952年回到杭州,在杭州第四中学担任地理老师,直到1979年退休。
退休后,徐匡华在杭州文联和音协的支持下,与一些古琴爱好者共同组建了杭州市古琴研究会。1986年成立西湖琴社,由徐匡华担任首任社长,而琴社的活动场地,就在他勾山里的家中。
198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徐匡华和宋景濂录制的琴箫合奏曲《思贤操》,经各国专家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乐谱,并向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机构推荐,成为国际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名曲之一。
第三代传承人徐君跃出生时,祖父徐元白已过世,他的古琴是由祖母黄雪辉启蒙。在他记忆中,祖母经常带着他出门,穿过南山路来到西湖边,让他在美景里慢慢领悟情景交融的意境。家里经常有各地各派大琴家来访,获得耳濡目染。中学时,他又被父亲送去上海,跟随名家姚丙炎和龚一学习。再长大一点,去北京攻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硕士学位。
因为习琴之路比普通人幸运,徐君跃更深觉延续浙派古琴生命力的责任之重。一方面,注重传承,他出版了《天风琴谱新编》,完成70年前祖父的遗愿,让尘封多年的古琴名曲重新面世。另一方面,也大胆创新,开拓古琴的新表演形式,跨界与合唱团、乐队合作。不过这一点,徐家第四代徐乐奇,显然比父亲走得更远,他以经典古曲融入现代打击乐元素,实现《广陵散》与《刀剑如梦》融合的创新演绎。
正是一代代接力地传承与创新,西湖边这缕琴声,才能回荡不绝。
“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写下这段回忆的人,是丰子恺;而文中提及的学校,则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
今天提起李叔同,有些人会想到杭州虎跑,那是他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地方;有些人会想到“悲欣交集”,那是他圆寂之前的遗笔。但相信更多的人,想到的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这首作于1914年的《送别》,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却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李叔同只是它的词作者,其旋律取自日本歌曲《旅愁》。而《旅愁》又是日本作者犬童球溪根据19世纪美国作曲家奥特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重新填词而成。
这种拿来国外曲子、填上中国歌词的创作方式,叫做“学堂乐歌”,它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启蒙,李叔同正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1898年戊戌变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明确主张在新式学堂开设音乐课程。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倡导国民音乐教育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一科。到了 1903 年,第一堂音乐课的铃声,终于在上海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响起。
古老的中国想要通过各种变革,追赶西方的脚步。学堂乐歌的意义深远,它是中国将音乐作为社会化国民素质教育的起始点,也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后来传播现代音乐文化、发展音乐教育的音乐家。
民国元年(1912),李叔同应经亨颐之邀来到杭州,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师,负责教授音乐和美术课程,七年的教学生涯,给了他充分实践“学堂乐歌”思想的舞台。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艺术才华,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李鸿梁等众多弟子,都与他情谊深厚。
1913年5月,浙一师校友会的刊物《白阳》创刊号上,李叔同用“息霜”的笔名,以五线谱发表了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学堂乐歌《春游》,它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运用西洋作曲方法写成的第一首合唱歌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一百零三年后,浙江音乐学院在杭州成立。校舍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的它,不但拥有自己的大剧院、音乐厅和剧场,而且这些场馆的声学性能,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法国巴士底歌剧院、美国波士顿音乐厅等国际一流场馆的声学设计指标在同一水准。
但最值得欣喜的恐怕还在于,浙江音乐学院确立的办校宗旨,正是秉承李叔同倡导的“学堂乐歌”精神,和“事必尽善”的治学态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能贯穿岁月、一脉相承。
今年是杭州爱乐乐团建团15周年。
6月,“回望·拾伍”海报展启动。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指导、杭州籍的世界指挥大师水蓝,也出现在现场,长居海外的他,一直关心着家乡乐团的成长。“在第一次与杭爱合作之前,我对他们的了解和印象来自于母亲的剪报。这么多年来,她看《杭州日报》的时候一看到杭爱的消息,就剪下来替我保存起来。每次回杭,她都会给我厚厚的一叠《杭州日报》。”
7月20日晚,“有情岁月”建团十五周年庆典音乐会成功举办。在音乐会的结尾,杭州籍著名作曲家周天特别创作的管弦乐《生日快乐》响起。作为首位获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奖”提名的华人作曲家,从建团首个音乐季的《中国大运河》开始,周天与杭爱的委约合作也已整整十五年。
杭州爱乐乐团于2007年12月25日挂牌,2009年4月20日正式组建完成。从此,杭州有了以自己城市命名的交响乐团。
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曾指出:“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都拥有一支一流的交响乐团,纽约如此、芝加哥如此、伦敦如此、维也纳如此、柏林也如此!”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杭州提出了建设音乐之城,组建杭州爱乐乐团的设想,并且起手就是高规格。组建完成时的杭爱73名演奏员,是通过面向全球海选、从600余名报名者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平均年龄25岁,全部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音乐院校,三分之一是博士、硕士生。
2009年那个时间点,北京或上海的乐迷,在家门口看国际、国内顶级交响乐团或知名演奏家的音乐会,毫不稀奇。但杭州乐迷,往往只能跑去上海听音乐会。杭爱成立后,通过完整的乐季策划,推出各种类型的音乐活动,还不断邀请世界级音乐家加入,联袂奉献高水平演出,让杭州乐迷有了“自己的团”。
而杭州,也因此获得了一张文化交流的金名片。2016年G20峰会,杭爱参与大型水上情景表演交响音乐会《最忆是杭州》。2019年国庆,杭爱与来自全国各地15支交响乐团一起,组成的千人交响乐团与千人合唱团,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红旗颂》《歌唱祖国》,这是“杭州声音”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城市和乐团之间,因为“杭州”二字,互为骄傲。
2002 年国庆长假的“西湖啤酒节”,每天都有乐队轮番表演。当年的排期表是这样的:10月2日唐朝,10月3日汪峰和他的鲍家街43号,10月4日阿凡提,而5日、6日两天,都排给了一支叫做“口水军团”的本地乐队。
作为第一支用杭州话唱RAP的乐队,据说它的成立,是1999年夏天几个不到二十岁的杭州芽儿(“孩子”的意思)在路边摊边吃边聊嘻哈,即兴聊出来的。所以那一顿饭,后来被称为杭州“最嘻哈的晚餐”,不过菜应该谈不上丰富,肉丝跑蛋、腐皮青菜、凉拌笋干,后来都被写进了歌里,就是不知道吃完他们付没付钱。
乐队成立后,他们马上录了第一首歌《人儿登》(“精神不太正常”的意思),在成员之一董磊家里,只花了一个晚上。录完,他们把歌上传到了一个本地网络论坛,就又出去吃宵夜了。
一个星期后,这首歌火了,那会儿还没移动互联网,主要是杭州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都在循环播放。当时在浙大音乐系念书的宋旻听了之后,立即想办法找到了董磊,要求加入,他还递交了一个小样,说明自己的实力,这个小样就是后来杭州几乎人人皆知《贱儿饭》的初稿。
《碎烦》《杭州好》……每一首出来,都能让杭州人摇头晃脑跟着唱一阵。但是,“口水军团”存续了大约5年时间,2004年就解散了。期间成员吴琼意外离世带来很大冲击,可根本原因还是没钱赚。
年轻的他们没有足够的版权意识,随随便便就把作品传到网上,加上那时互联网还处于野蛮生长的时代,所以歌是火了,却没人买单。除了几次在酒吧或啤酒节演出的出场费,乐队几乎没收到过任何钱。
2015年,已届中年的乐队成员们重聚,都觉得当年的潦草解散是个遗憾,于是发起了众筹,想举办了一场告别演唱会。作为一则新闻,在杭州城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最终那场演唱会来了2000多粉丝,一起唱得酣畅淋漓,事后一算账还是亏了几万块,但既然当年网红时都没赚到钱,如今又何必在乎这个,为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划上一个圆满句号,才是最重要的。
当告别演唱会结束,乐队成员再次分头奔赴自己的人生。“口水军团”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是曾经青春的证明;而对杭州而言,也是一段不可重来的城市记忆。
几乎所有“一朝成名天下知”的作品,都会被追溯它的缘起,《梦想天堂》也不例外。所以作者应豪的这段自述,迅速在各种新闻平台广为流传:
1995年夏天,26岁的应豪接受朋友邀请、写一首公益广告歌,但他在家琢磨了十几天,都没找到感觉。有天午后下了一场大雨,雨停了应豪决定出门透透气,他骑着自行车沿南山路到涌金门,一股凉风过来,忽然脑海中浮现出歌词与旋律。他赶紧跑到旁边橘黄色的电话亭下,拿出walkman,记录这段灵感。晚上回到家里,熬了个通宵,把这首歌完整写成。
将近30年后,2024年8月31日,杭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将〈梦想天堂〉设立为“杭州市市歌”的决定》,《梦想天堂》正式成为杭州市市歌。在将它确定为市歌的过程中,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做了扎实又充分的前期工作,组织成立专家小组,经过四次研讨,认为作品内容没有问题,符合杭州的城市气质,体现了杭州的城市形象。
这些评估当然是重要且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显然是人心所向。
《梦想天堂》代表杭州出现在重大活动上,其实也不算多,2002年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晚会上曾经唱响;2016年G20杭州峰会,英文版《梦想天堂》被放入U盘,作为饱含杭州元素的赠礼,送给了来自全球媒体记者;再就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全场万人合唱。
但杭州人就是对这首旋律再熟悉不过。要逮住一个问问,以前都是在哪里看到听到它的,未必回忆得清楚。有时身处异地,抑制不住思乡之情,可以背诵白居易的“最忆是杭州”,当然也可以哼唱“我们的家,住在天堂,碧绿的湖水荡漾着美丽的梦想……”
有本地媒体曾对此做过民意征集,收到的5000多条意见,其中80%认为《梦想天堂》是最能成为市歌代表杭州。
正如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楼倻捷所说,这首歌问世近30年,承载了几代杭州市民的情感,已成为杭州人的集体记忆。
这就是我们的杭州,懂音乐,也懂你。今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启动“知音杭州”城市文旅品牌打造和推广,是对于文旅融合的又一次鲜活探索。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能够滋养包括音乐在内的人文艺术持续生长;音乐则是城市的精魄,赋予它更多令人神往的吸引力,从而为城市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能量。
杭州与音乐的故事,远不止此。或者说,才刚刚开始。